哈佛学者与名校儿子：父子两代人对去美国读书的不同观点-RE/MAX Advanced 领先地产

此前，资深媒体人董郁玉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了一篇题为：《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两周之后，董郁玉的儿子董一夫受到父亲文章的启发，又写了一篇《我要去美国读大学》。

平实的语言不仅仅是父子间的真情对话，更从父母和孩子的不同视角，通过分析中外教育的不同点，向读者分享了驱使他们决定前往美国留学的关键因素，以及越来越多优秀大陆学生选择留学美国的原因。

董郁玉：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

董郁玉：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硕士。曾任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现任《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令我印象深刻。弗里德曼讲述了他参加女儿高中毕业典礼的感想。他从毕业生的名单中发现，叫“Smith”的只有5个人，而当他自己从明尼苏达州的一所高中毕业时，他回忆道，“好像只有5个人不叫‘Smith’”。

在上个星期，《纽约时报》前北京分社社长Erik Eckholm在Facebook上“晒”出了一张他参加儿子高中毕业典礼时的毕业生名单的照片。这张照片，显然是全部名单的最后一页，只罗列了姓氏以U到Z开头的毕业生姓名。

在这份有120多人的名单中，用大陆汉语拼音拼写的姓氏，竟有近70人。而弗里德曼在2006年的专栏文章中前后罗列了30多个姓名，可用大陆汉语拼音辨认的名字只有3个。

去年12月和今年6月，我儿子参加了SAT考试。我虽然清楚此道不孤，也听说过大陆参加SAT考试的考生在把香港的考位占满后，又开始去占据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考位。但是，当我领着儿子赴港， 在机场、酒店和考场，看到黑压压的来自大陆的考生时，还是被这样的庞大阵势所震撼。

还在初二，我儿子班级中就开始有人出国读中学了。刚升入高中，儿子所在学校曾借开家长会之机，统计有多少学生想在三年后弃考中国大学而直赴国外读大学，结果当时有100多名家长表达了这种意向，大体占整个年级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我儿子在上初中时，成绩稳定在其班级前列的头四名男生，全部以出色的成绩升入本校高中。这四个人全部选择了出国读大学本科，其中一人已在高一学年结束后，申请进入了美国一所著名私立高中。这四人之外，还有一位同样升入本校高中的特长明显的学生，也被新泽西一所私立高中录取。

我儿子所在的北京四中，今年有70多人直接投考国外大学。据学校负责老师介绍，在这70多人中， 有90%多的学生被美国排名前30的大学录取，这还不包括那些在高一或高二出国就读高中，在国外参加考试的学生。我儿子的高中班级中，一名当年崇文区的中考“状元”，也是在高一学年一结束，就出国读高中去了。

一个曾在《纽约时报》负责报道教育新闻的记者，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某大公司谋得了一个驻中国的职位。一次，在与我谈起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与国外普通大学的毕业生的工作表现后，感慨地说，那些在工作中更有创意的国外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如果当年在中国参加高考，那是无论如何也考不上北大、清华的。

当然，在中学生出国的潮流中，并非所有学生都是可造之材。每年海量涌出国门去读大学的中学生，和那些能够把陪读母亲的儿子办到美国进入知名大学的中介机构，正在同时改变着中国和美国的教育生态。

在香港亚洲会展中心SATⅠ考场，我听到国内几家中介组织在考场举办的推介会上，声称其可以在一周内“包装”一个学生，达到美国名校申请要求时；我看到有考生家长把大陆中介组织按照国外惯例提供给听众的免费咖啡、饮料，咕咚咕咚地倒进自带的硕大水杯带出会场时，我忽然想起了弗里德曼2006年那篇专栏的观点和结论： 美国的对手永远赢得不了未来，因为当他们的油井干涸时，他们的社会就会如贫瘠的沙漠一样荒芜；而吸纳了全世界人才的美国之井却仍将汩汩涌动。弗里德曼还断言，美国仍是吸引全世界人才的最大磁石，因此，这边的中国人将战胜大洋那边的中国人。

真是这样吗？这，恐怕得问我儿子他们那代人了。

董一夫：我要去美国读大学

董一夫：董郁玉之子，毕业于耶鲁大学，曾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曾任耶鲁大学《中美通》（China Hands）杂志执行主编。

我就是老爸刚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所写文章：《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中提到的那个儿子。

我把这篇文章转给了文中提到过的已经在国外读高中的几位同学。其中一位同学（我中考那年的崇文区状元）回信给我，说经过一年的国外学习，她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只想着能上一所排名靠前的大学”，“现在想的是要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

她观念发生的变化就像我在美国读书的那段时间（2006－2007年，小学六年级）发生的许多变化一样。在美国的时候，对将来要在哪里读大学的问题，我并没有确定的想法。尽管我的“忘年之友”、几位来自北大、清华等中国名校的哈佛博士生不止一次地劝我，“一定要出来读大学”，并告诉我说“出来之后才知道大学的时间浪费太多了”……但是，我对当时看来还很遥远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概念。

那时，我忙于应付美国学校的功课。都说美国的学校课业负担轻，功课不紧张。但这要看从哪个角度讲。数学课，一学年下来也没有几次作业，确实不具太高挑战性。但是，我在的学校天天都有读书笔记这个作业，而且老师每周都要检查。

一开始，我以为可以用国内语文课上的“读后感”模板来应付。哪知道，老师的“朱笔御批”总是问题一大堆。这些问题对我而言，简直“太伤自尊了”。我实在弄不懂，他的那些问题和我读过的书有什么关系。在头几十篇读书笔记中，老师几乎在每一篇批语中，都写着“我需要你的reaction”，“你的thought呢”，“你的idea是什么”，“给我你的viewpoint”……书读到这个份上，才知道看别人的书，为的是生产自己的想法。

我老爸在和批改我读书笔记的老师面谈时，曾委婉地请老师对我读书笔记的用词、句式和语法等“多加指点”。老师对老爸说，不要担心一夫的英语（语法）， 书看多了，错误自然就少了；不会说话的人少，不会思想的人多……

这些话让我明白了，我每天的作业，其实就是在教我思考，启发我思考，“逼迫”我思考。为了完成这种要有自己的reaction、thought、idea和viewpoint的作业， 我不得不看更多的书，上网找更多的资料。慢慢地，“朱笔御批”中的内容变成了“商榷”和探讨，而有时则干脆是我的名字后面加上两个英文单词：“Great job（非常好）”。 天天读书“写作”的结果，就是我在插班的第一个学期末，在数学和科学以及戏剧等全部八门功课上都得到了A。

那种每天都需要你用创意去完成作业的生活在回国之后中断了。先是我发现在美国我一天登陆无数次、几乎所有学生都离不开的维基百科网上不了。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维基百科，我将怎样面对今后的作业。

不久，维基解封了。但我发现维基也用不着了。因为我每天的作业都是有“标答”的。我的作业中，也让你看“四大名著”，但这些阅读，与其说是让你从阅读中发现什么，创造什么，还不如说是为了让你记住某些“别人”希望“教化”你的几点结论性教条。对这样的阅读，我从来也不勉强，宁可在此失分。

在主动“失分”方面，还有更生猛的同学。进入初中三年级，中考的压力日增。老师出了个作文题目：“初三”。我的一个同学（就是老爸文章中说被新泽西一所中学录取的那位）“勇敢地”以此为题描述了他在大年“初三”那天的快乐生活。当然，在老师进行讲评的时候，他可没从他这个另类创意中得到什么快乐。

我们的考题中，也有看似需要“创意”的题目。一次，高一政治考试中，一个题目需要“谈谈你的看法”。在试卷讲评时，老师“爱怜”地对在这个题目上汪洋恣肆却没得分的同学说：“孩子，你真的以为要你谈什么看法呀？！”在同学们心领神会的暗笑中，这些将来几乎肯定都会进入中国重点大学的“精英”，自然而然地给“标答”和“自己的看法”找到了各自的位置。

来看这道题目：“请对比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的外交政策”。再看这个：“请分析18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危机是怎样影响美国1787宪法中的条款的”。这两个题目，是我准备AP(Advanced Placement)美国历史科目考试时需要思考的几百个类似题目中的两个。这种题目，在教科书中是无法找到“标答”的，仅罗列史实也是不行的。

需要创意的思考，在国内学校属“非主流”。为SAT备考，为AP备考，我都是利用高一和高二期间免修英语课的时间。即便如此，你也必须时刻警惕着 ，不能让那些激荡你大脑的问题闯入“标答”的地盘。在学校，我们的“研究性学习”项目还只有2个必修的学分。而类似（引自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局的）SDP（Skills Development Programme）等培养批判性思维、激发创意的课程，在我们学校也只是被列为选修课，而在其他学校，类似这样的课程，可能都没有被列入选修课表。好在当我和几位同学参加完在田纳西大学举行的DI（Destination Imagination）全球总决赛后，我知道了一个地方的非主流，在另外的地方可能就是主流。

上次出国前，一个“海归”姐姐对我说：“千万别以为到了美国就自然会说英语。”这句话，我记住了。同样，我知道， 到美国读大学，也并不一定就会用好美国的教育资源。我老爸把我送出国门，修行当在我个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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