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五高”，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风险、高补贴。
首先，高投入、高消耗。
美国农业实质是一种“能源转化系统”，其功能是把不能直接消费、不能再生的能源和资源变为可供消费的农产品，从投入到产出再到加工、储运、销售，整个过程都是靠无机的矿物资源特别是石油来支撑的。
美国每年生产的3亿吨粮食，须消耗石油6000~7000万吨、钢铁约800万吨、化肥（折纯）约4000万吨，广义农药（原药）100万吨以上。美国农业是世界上耗能最高的农业，每生产1卡的食品需要额外投入0.2~0.5卡的能量，如果世界各国都采用美国农业生产方式，那么占全球目前消耗量50％的汽油要用来生产食物，全球的石油储备在15年内就要耗尽。
其次，高污染。
美国农业过分依赖化肥和农药，导致土壤恶化和环境污染。美国31个州存在化肥污染地下水的问题，大面积的连年单作，加之长期的机械耕作，平均每年有31亿吨土壤流失，每生产一蒲式耳的玉米就要流失—蒲式耳的表土。美国中西部一带农田的表土，早年深达1.8米，是世界上罕有的肥沃土壤，目前表土只剩下0.2米。同时，由于不恰当的灌溉方式以及化肥施用，有5500万到6000万公顷的土地（大约占美国可耕地的1/10左右）在过去五十年里因盐碱化而土质退化严重。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今天的我国：由于土壤有机质的减少和土地生态系统的退化，农民必须使用更多的化肥、农药才能维持同样的产量，再加上化肥和农药价格在过去十几年里平均每年上涨10%以上，使得农民要不断增加投入才能保持同等收入。
再次，高风险。
产业化大农业带来的大规模单一化的种植，也使得一些病虫害的大规模爆发，即使在农药的施用下也无法控制。由于新品种的单一性和工业产业链的连续性，一旦受到病原体的危害，灾难将可能是全球性的。所以，20世纪中叶以后，一系列危害食品安全的食品污染事件接连发生，疯牛病、恶性大肠杆菌和二恶英污染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
最后，高补贴。
美国对农业实行高额补贴，被纳入农业补贴范围的农产品包括玉米、高粱、大麦、燕麦、水稻、大豆、油料、棉花、奶类、花生、糖类、羊毛和马海毛、蜂蜜、苹果、干豆类等大约20种，几乎涵盖了所有大宗农产品。美国“2002年农业安全和农村投资法案”在2002—2011年向农业提供了1900亿美元的巨额补贴，比原有的《农业法》所确定的拨款额度增加了近80％。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美国政府财政吃紧，奥巴马政府决定削减农业补贴。但联邦政府2010年的各项农业直接补贴仍高达270亿美元，2011年为233亿美元，2012年的财政预算则为238亿美元。这种高补贴政策和低价粮食倾销的后果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收入下降，农业再生产和提高能力大为削弱，最终引发农业生产和粮价动荡。
总体来说，美国农业实质上就是资本、技术和能源密集型农业，即采用现代化的设施及农业机械装备，依赖大量地投入化学肥料、农药、杀虫剂、除草剂，用高投入换取高产出。
这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农业本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持抗性增加、品种资源单一化等一系列问题。这种农业模式陷入了经济和生态的双重困境：资本替代土地的结果是大量的能源消耗、巨额投入和沉重的财政负担，并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结果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导致了失业、贫困和两极分化。这样的农业发展模式，是不值得我国农业效仿的。
